作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，端午节为什么会成为我国各地民族和地区共同分享的节日？端午节有着怎样丰富多样的生活习俗？端午习俗背后，承载着怎样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内涵？今天过端午节的现实意义在哪里？……
6月20日，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副教授向有强做客孔学堂溪山书会第十二期，分享了端午习俗与“屈原情结”形成的相关话题。和多数有关端午的讲座不同，他主要从端午何以一个恶节变成佳节，以及屈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地位几方面，讲述了这一传统节日的丰富内涵。
古代的端午，竟然是一个不详的日子
对于端午节的起源，向有强表示其实有辟邪除祟和禳灾祈福、图腾崇拜与祭龙、纪念特定历史人物等几种。在农耕文明时代，季节更替带来的自然现象的变化与农事播种、收获、农闲、祭祀、祈祷等有关，故将这些特定的日子命名为节日，便于记忆与组织生活。如西晋·周处《风土记》：“仲夏端午，谓五月五日也，俗重此日也，与夏至同。”
和今天人们对端午节的看法不同，远古时期的端午，其实被人们当做一个恶日来对待。因此，这一天的重要内容就是辟邪除祟和禳灾祈福。如《礼记·月令·仲夏之月》就说：“日长至，阴阳争，死生分。”而民间，也有重五是“死亡之日”的传说，都是古人视端午为恶日的证明。
正因如此，便衍生出了许多辟邪除恶的习俗。如为避“端五”忌讳，特地改称“端午”，并采药制药，以治百病。之后，人们甚至通过悬挂艾草、菖蒲、胡蒜等装饰来逐疫祈福，或贴符以驱鬼除祟，抑或在服饰上佩戴香包，手缠五色线，系红布,戴石榴花、挂葫芦等，以辟邪消灾。又或者，通过吃粽子，吃五黄、五毒饼、朱砂酒等，来达到辟邪除恶的心愿。
唐宋时期，端午习俗发生了转变
向有强研究发现，起源于上古时期的祭祀辟邪除疫仪式，逐渐发展演变成端午节的民俗仪式和形式。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，到唐宋时期，端午节日逐渐由恶日变成佳节，节日气氛也由虔敬肃穆转向娱乐欢庆，民俗意味越来越浓，宗教祭祀意味越来越弱——至今，商业气息、表演性质、休闲娱乐和消费氛围越来越浓。
这样的转变，在大量的诗词中都留下了记载。如唐代诗人元稹在《表夏十首》其十中写道：“逝者良自苦，今人反为欢。哀哉徇名士，没命求所难。”宋代大诗人苏轼在《少年游·端午赠黄守徐君猷》中也写道：“好将沉醉酬佳节 ，十分酒，一分歌……”
“唐宋竞渡、宴饮的新型娱乐方式，活跃于大江南北。尤其是宋代，商业发达，经济繁荣，享乐成风，上至皇王达官，下至士庶百姓，皆以娱乐为主。”向有强表示，唐宋两代竞渡尤为盛行，不少诗词中，都描写了竞渡壮观场面，气势庞大，参与者多。
他发现，唐代的端午宴会以宫廷宴会居多，不仅充满节日的欢乐，而且增添了许多封建统治的色彩。彼时，皇帝往往在端午日会赏赐大臣衣服、扇子和百索等礼物，官员也要向皇帝进奉礼物，也以衣服为最常见。宋代也有恩赐，但以私人宴会居多，苏辙、苏轼、欧阳修、陆游等大诗人，都留下了游乐赋诗的诗作。宋代士人的这种端午游?之风，是当时天下太平、经济繁荣，人物风流的体现。
向有强表示，唐宋时期，各种端午习俗形成，古代驱邪除祟等仪式也得以保留，但相比而言不论宫廷、民间皆更重美好的祝愿。如李隆基《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》记载：“穴枕通灵气，长丝续命人。四时花竞巧，九子粽争新。”
不同时代，人们对屈原的情感不同
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，历史上的端午节，其实和许多历史人物相关，如介子推、伍子胥、孝女曹娥及屈原。但在所纪念的人物中，屈原最为广大民众所接受。这说明，屈原不仅拥有崇高的历史地位，其人格魅力对高层的政治生活和地层的日常生活，都有着重要影响。而不同的时代，人们对屈原的态度，其实也不尽相同。
向有强讲解道，唐代人写屈原，往往借屈原写个人怀抱。如白居易《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·竞渡》写道：“竞渡相传为汨罗，不能止遏意无他。自经放逐来憔悴，能校灵均死几多？”宋代由于激烈党争，以及两次家国之痛，士大夫的端午诗词中，也就更多地聚焦屈原。如苏轼《六幺令·天中节》写道：“感叹怀王昏聩，悲戚秦吞楚。”晁补之《消息·端午》则感慨：“想沈江怨魄归来，空惆怅、对菰黍。”
“南宋末年，国势日蹙，无可挽回，个人的清醒对大局也无济于事，文学中更加突出了屈原的孤忠和怨愤，赞扬其高洁品格，表达士大夫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压抑，诉说无处诉说的国仇家恨和内心的痛苦愤懑。一边伤时伤国，一边无力挽救，只能寄托诗酒之间。”向有强表示，把对屈原的歌唱和崇拜推向高潮的是南宋末年宰相诗人文天祥，其所写多的多首端午诗，均表达了对屈原的悼念。如《端午感兴二首》写道：“当年忠血堕谗波，千古荆人祭汨罗。风雨天涯芳草梦，江山如此故都何。”
他说，元明清以后，屈原的端午书写继续沿着宋人书写的方向发展，并在一些方面有深化和拓展。如明代的汤显祖就写道：“独写菖蒲竹叶杯，蓬城芳草踏初回。情知不向瓯江死，舟楫何劳吊屈来 。”
“对屈原的认识、评价和阐释，自汉代以来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屈原形象随之呈现出丰富的历时性变化。”向有强说，传统屈原阐释的主题是“忠君”，然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，以现代意义的“爱国”来评价屈原已成为常态，屈原的“爱国诗人”形象在当下更是深入人心。因此，以“爱国”取代“忠君”，是近代以来屈原阐释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，也是屈原情结的内涵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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